开卷 | 严向群：与书为伴，从少年到白头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严向群，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8年退休。

原题

书 的 记 忆

 作者：严向群

多年前在贵州从江加榜梯田拍片，幸会当地影友⽼梁，他不久前微信上的一段话，让我感同身受：“人生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是自己写的，厚度由本人决定，精彩程度可以自己创造。”

含冤早逝的外公

我的外公，由于历史的荒诞，不要说我，就是我最小的姨母都没有见过他。她说：“从小最羡慕的就是看别人叫声：爸爸！”

母親的中學時代

外公在皖南作为开明乡绅捐资办学的美谈至今传颂；他当年把爱女（我母亲）送到屯溪读中学，堪称“惊世骇俗”。每每想到他，我就想到一双双稚嫩的小手上，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

父亲在一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一次在杭州与基层干部座谈，不知话题这么转到杭州的来由，胡耀邦问父亲相关典故，他语塞。胡耀邦：“你这个杭州人不行啊，要多读书呢……”胡耀邦身体力行，博览群书，在长征干部中凤毛麟角，也让父亲知耻后勇，与书为友。

家里有张老照片，台灯下父母相依相伴在读书，那时还没有我。当年那或许并不经意的一瞥，如同审美火种，默默地埋在了心底。

幼儿园时，小虎子的彩绘本和《小布头奇遇记》的漫画人物，该是我最早的启蒙书籍。那时候对作者老培叔还知之甚少，更不会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我的忘年交，书会成为我们之间一条割不断的纽带。

住进机关大院北宿舍，父母都去“四清”了，小姨陪我住。一次她带我去王府井，我指着新华书店里的一本少年诗歌选要买，小姨没同意。她看我一路撅着小嘴走回大院，就带我去门口的小卖部买吃的，售货员是我同班同学朱蕊的母亲，见我那不高兴的样子就问：“妈妈（小姨与我母亲很像）给你买好吃的，怎么还不高兴呢？”

上小学不久，我患猩红热隔离在家。母亲怕我寂寞，从报社借来六十本一套的《三国演义》小人书，让我纵览“三国”。特别是小霸王孙策交战中跌落战马、战袍撕烂仍然拼杀不已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直到干校时，我还能给小伙伴们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

机关三楼，发小丹非家在二层。去他家玩时，他取出《我们爱科学》杂志，挑出一篇《假如地球没有了引力》，图文并茂，让我俩畅想不已。

“浩劫”当头，郭沫若率先宣布他的书都应该烧掉，机关大院里卖书成风。眼看着家中的书被一麻袋一麻袋地拖出去，愕然。只记得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被我暗中留下，多年后母亲单位催还，才知道那是图书馆的书。

大院在“浩劫”中有个堆满书籍的小屋，小孩从门上可以翻开的窗户爬进去。我爬进去几次就偃旗息鼓了，都是大人的书，完全看不懂。后来听大人们之间议论说：“XX（大院里一个特淘气的孩子）居然在那里能看几个小时的《资本论》。”

父母去干校后，我住进了报社少年之家。小伙伴中离经叛道的要数张晓立了，他以炫耀的口吻问我们：“你们谁看过《外国名歌200首》？”看我们一脸茫然，他得意地唱出：“来吧，快来吧，我的玫瑰花儿你快过来吧”。

《外国名歌200首》，1958年版

小人书应该是我们在少年之家的重要课外读物。我记得高昕能把那些古装骑马战将临摹得惟妙惟肖，我照葫芦画瓢就完全不得要领。只可惜高昕没能在后来发挥出他这天赋，否则今天我的发小中涌现出一个著名画家是完全可能的。

少年之家另一个小伙伴杨松松，他还记得我有两本课外书：《我喝过尼罗河的水》《巴普洛夫和他的条件反射》。他说：“巴甫洛夫的书，我还记得一点：个人只要不喝酒，不刺激心脏，能活八十岁……”“浩劫”期间，这书也算是凤毛麟角了。我还依稀记得巴普洛夫那本的插图笔调粗旷，附加了一个底色。没有松松的提醒，这本书的记忆就随风而去了。

松松说那时候父母都去干校、无家可归的比较少，他们周末大都可以回家。他有个周末未经我的同意带回家我的一本课外书，回来就看到我在地上写的“标语”：“杨松松坏透了!”，这个回忆让我大出意外。

干校时，鲜有课外书读。我的一本少年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在三连的小伙伴中传阅。传到孟春手里时，不知道被哪个大人看到了，还在全连大会上点名批评。批评者把宝葫芦说成宝芦葫，全场哗然。

有一次从北京运到五七中小学一批书，说是让班干部先“审查”一下。我等几人望着小山似的书堆，茫然不知所措。还是俞羚帮我挑了一本有《一只柳条箱》等案例的汇编，直看得我毛⻣骨悚然。“审查”结束后，那些未能参与的同学纷纷好奇地问有什么书。只记得扬波的提问最为特别，引来一片哄笑：“有科技方面的书吗？”他这问话于我已不稀奇——我们去湘鄂等地瞻仰毛故居时，他就问过：“哪里有科技旧书店啊？”

我在干校时有一本《鲁迅诗词选》，扬波见了就要借去看。他有一个绘图用的放大尺，正是我想放大毛手写体办黑板报用的，结果等价交换，成交。

在干校时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书”，是“老魏”（高我一班的魏人刚）家的藏书。老魏家住干校西端的“西大门”，一次我与高昕等人去那里玩，偶入他家——两间茅草房。那顶天立地的书架和满满当当的书，真的让我惊着了。此前我从未进过图书馆，更没有见过谁家有这么多的书。满心好奇的我，还在书架上挑了一本《外国诗歌选》要求借阅。估计老魏是碍于情面，借给了我。没想到第二天上学时，老魏神色紧张地传达其父旨意：让我赶快还书。当时我还大惑不解，现在想起来是太顺理成章了——接受劳动改造的“五七佬”敢“传播”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岂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干校果园，两排住房和一幢废弃的厨房三足鼎立。我、高昕、沈军也分三处而居。一本《苦菜花》在我和沈军之间传阅，但是不敢给已是班干部的高昕看。因为这本书被列为“三朵毒花”之一。其中有一节对汉奸老婆的描写，提到“水红色的乳罩”，这对情窦未开的我们煞是好奇。不时互问打趣：“水红色是什么颜色呀？”好奇的高昕不明就里，硬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我们也就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林海雪原》在干校时是被当作反面教材，由语文老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给我们解读的。他用非常生动的语气，念了杨子荣打死老虎的全过程，对作者描写杨是如何双手颤抖、用刀把枪架在树上、才最后完成了射击，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着年幼无知的我们既是教育又是反问：“这不是丑化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又是什么？”

林彪事件后，为了贯彻执行“弄通马列主义”的“最高指示”，令读七本书。干校每个干部必买。丁午和老培叔望着那一堆白皮红框红书名的書，一脸茫然。扒拉出一本《法兰西内战》，丁午发话了：“肯定是这本最好看，打仗的。”

我和高昕也被裹挟着，找了本《共产党宣言》来研读，只记得开篇那句：“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想想，把“欧洲”换成“中国”倒是挺贴切。

干校回来的大宿舍中，一进门正对的是赵捷的床，床前一张桌子，堆满各色书籍。赵捷埋头其中，我们也不时拿过一两本来翻阅。只记得有本外国名著有段当时感觉特“黄”的描述：“他把手伸进胸衣，抚摸着她的……”这对于情窦未开的我是太过刺激。现在想来，真不知赵捷从哪里找来的那些在当时属于“禁书”的读物，而且敢于堂而皇之地摆在明处，确实胆大。

北京61中的图书室，被我不经意发现。虽然藏书甚少，还是让我借到一本《刘三姐》的对歌台词脚本。那朗朗上口、幽默风趣的民歌歌词，在文革一片口诛笔伐声中，无异于一缕和煦的春风，让我耳目一新。上课时间，就如数抄到一个笔记本上。

手抄本，在文革后期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我也是偶得一本“不合时宜”的书，就兴奋地抄写在笔记本上。扬波则是我“偶得”的一个重要渠道，《离骚》《诗词格律》……许多书我都是如获至宝，勤奋抄录，那种文化沙漠中偶遇甘泉的感觉，是现在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

高中时为了贯彻“五七指示”，我们学工学农占去大半课时，扬波带数学书、高昕带北京周报，我带了本《诗词格律》，这大约可以看出我们各自的趣味取向。大约是感觉高中基本不上文化课，我还带了本目录中有数理化的《反杜林论》。班长赵士健看了目录后啧啧赞叹，其实我和他一样，完全没看懂。或许就是我带的这些书，被老师谬传为“读书最多的”。

去琉璃厂逛中国书店，是扬波高中时经常拉着我一起去的地方。他对那些线装书爱不释手，我却对字帖、韵谱和《马恩选集》兴趣盎然。事实证明我完全不能结合国情读马列，还真以为“到处莺歌燕舞”呢。

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挂面厂工作。工作间隙，我总爱捧着本书。有两本书至今还记得：《红楼梦中的诗词》《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前者是文革后期毛对许世友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行的产物，后者是当年北大哲学系工农兵大学生的教材，大抵都应该拜扬波母亲所赐。我这样的“工作状态”让工厂里的“秀才”郑大锁看着很不顺眼，汇报到书记那里，给我调换了三班倒、更苦更累的工作，我依然故我。

工厂的时候我找了本《白香词谱笺》来读，“大老粗”书记看到“桃李风前多妩媚，杨柳更温柔”这样的句子，认为是“黄诗”，汇报给我母亲，她都觉得也太离谱啦。

读七本书的“最高指示”，对我的影响直到进入挂面厂。邻居姚老师大约是看出了我的盲目性，在一次聊天中提到她的一个亲戚，要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组成部分去读经典著作，给了我很大启发，下决心效法之。

就在我把那些大部头的经典摊在案头开始苦读时，高昕送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指着我案头那些莫测高深的精装本说：“这些书可以留到你上大学后再读。”

这之后我就翻出来以前高中的课本，字里行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班主任蔡天治老师，她几年前讲课时的一颦一笑，似乎一下子都从书本中浮现出来。一本教科书能有这么大的记忆唤醒功能，是我完全无法预料的。或许就是当年蔡老师的教学得法，我第一次高考数学居然考了75分，这对于完全不喜欢数学的我，堪称奇迹。

进入大学后，有一本书曾经让我皓首穷经地去埋头苦读，那就是当年那个大院的小伙伴翻窗而入、能读好几个小时的《资本论》。按说《资本论》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而非我的专业（商业经济）的主课，成为我主读对象的原因是：大学刚刚恢复，其它课没有成熟的教材；我们系里有个人大毕业的老师擅长《资本论》；我去请教经济学专家苏星时，他也对学《资本论》强调了系统性的重要；我以前有一些读经典的心得体会，这本侧重其中的逻辑和方法，饶有兴味。

大学中我另一类读得多的书是英语，诸如《英语900句》《基础英语》《新概念英语》《许国璋英语》等。有一本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花了八块钱买的《5000英语单词记忆法》，在当时堪称高价。但是我从这本书就发现了我并不算差的记忆力在英语单词面前大打折扣。后来我把这本书转卖给同班同学老覃，或许就是一种臣服的表示。时过多年，老覃以为我都背得烂熟才卖给他，佐证是我后来去旅行社工作了，他哪里知道我那是望而生畏哦。

比较之下，《十月》《人民文学》《收获》这些文学刊物，反倒是我爱不释手的课外读物。当时的白桦、孔捷生、张抗抗、张洁、王安忆、理由、刘心武等人的作品能过目不忘，这种与背单词的极大反差，大约只能用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来解释。作为读者，我还有所不甘，当年《十月》的主编苏予阿姨后来回忆说：我为白桦的《苦恋》打抱不平，还给她写了一封信......

大学毕业分配到农业部一个外贸公司，经理让我当会计，我卻找来一本《猫》的英文画册翻译，别人看我翻译这种和公司业务毫无关系的书，就和经理打趣说我们可以进口“种猫”，经理也不好意思发作，重复对方的话后拂袖而去，语气明显透露出不满。

调到农业部另一家公司后，恰逢《中国青年报》就张维迎《为“钱”正名》一文开展大讨论，我也写了长篇大论参与其中。虽然最后见报被压缩成了“豆腐干”，但还是点燃了我心底的“小宇宙”，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被“刷”了存在感。

最初發表在《中國旅游報》上的譯稿

就在人们纷纷下海经商之际，我却选择了以“爬格子”为生的研究所。当自己的名字连同一篇篇译文、论文相继变成铅字，那个爆发点宛如喷吐不停的礼花，我则仿佛实现了穿越，回到了童年，手舞足蹈……

当时国内还没有实行《版权法》，随便找来本原版书翻译后，只要出版社觉得有钱赚，就可以顺利出版。特别是那时候国外各色书籍刚刚涌入国内，猎奇心理充斥图书市场，书商的“第二渠道”也如雨后春笋，大有李代桃僵之势。

我找到的第一本原版书就是颇多男女裸体插图的《夫妻按摩》。当时太太拿到她所在的出版社给同事们一看，都认为这本书如果走“第二渠道”，肯定“有戏”。我找了个相机用黑白胶片翻拍了所有插图，以最快速度翻译完了那本书。在谈价格时，我报价一万，最后对方砍到六千成交。没想到这本书即将付梓前赶上整顿图书市场，被出版社收回书号不能出版了。

继《夫妻按摩》后，我又找到一本《江青传》的英文版。作者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他搜集的资料非常翔实，而且没有“口径”的约束，读起来感觉作者挥洒自如，直言无忌。我翻译这本书的情形与《夫妻按摩》完全不同，在没有任何出版社承诺出版的情况下，完全凭着对江青秘史的好奇心和文字兴趣，全文照翻。这本中文将近三十万字的作品，让我在没有电脑的条件下，完全凭着手写，一格一格“爬”出来，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还是觉得只能用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来解释吧。

干校的低班同学夏大宇，不知是从哪里找来一本美国畅销小说作家谢尔顿的书稿《时代的荒野》，因为知道我翻译了几本书，就想让我领衔翻译，让他新交的女朋友蓝新天也参与。

插一句题外话：他这个女朋友本来是别人介绍给出版社美编殷秀梅的弟弟殷会利的，没想到没入殷会利的法眼，被夏大宇暗度陈仓，最后还真谈婚论嫁，结百年之好。

那本书稿分给我了一大半，翻译结束后，没想到夏大宇联系的出版社也出了问题，我以为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呢。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找我，说这次找到中国广播出版社，肯定能出。可是当初的翻译稿找不到了，问我能不能再翻译一遍？对于这么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没有深究，凭着当初翻译的印象，又把那书稿翻译了一遍。这本书后来还真的出版了，成为迄今为止我参与的唯一一本译著。

这之后我又翻译过《彭德怀評传》、深圳海天出版社承诺出版的《新十万个为什么》等书，结果都无疾而终。

初到青旅时，还把那本没有翻译完的《新十万个为什么》书稿带到办公室去翻译。我和男副处长坐对面，或许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视而不见；为人刻薄的女处长看了就兴师动众，说我不务正业，吓得我不敢再造次，只好晚上回家挑灯夜战。

我到青旅后不久，就赶上十年社庆，除了要为报刊写一些报道性的文章，（新上任的女处长还曾经想让我为总经理写一篇报告文学，显然是为巩固刚刚获得的位置，最后因没有与报社谈拢而不了了之）还要筹划出一本画册，由我负责文案。中文这部分于我易如反掌，英文就要找业务部门学外语的了。后来通过副处长传过话来：“那个中文谁写的啊？什么“归真返璞”“扑面而来”，怎么翻啊？”看来，我那时还挺爱“拽词”的。

从青旅到中旅，没想到又赶上社庆，又要出画册，但是这次文案主要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师黃維，他承揽了这个和他研究生毕业设计相关联的项目，自然要全方位的亲力亲为，他把旅游浓缩为看、听、走，并由此设计出图文并茂的方案，还真让人耳目一新。他的投入也就省了我很多事，我只是为图片写了图注。這個和我同齡的高材生，後來成爲清華大學的教授、博導。

黃維

中旅一待25年，前七八年的时间里，为多少画册、挂历拍过照片做过文案，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一本画册的图文都是出自我手，办公室做平面设计的女孩说：“你可以拿着这个去评职称了”。一个大学同学看后也说： “看到你的大幅度转型，从理论到实际”。她大约指的是我当年对《资本论》的孜孜以求吧。

进入新世纪，我当上了专职领队，不时将团中趣人趣事讲给老培叔听，开始他总会这么说：“哎，这个好”。后来他就会劝我用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不然可惜了。那时候我忙着带团挣钱，按照老培叔的“小段子”文体，拖拖拉拉写了二三十段，前后竟有七八年时间。没想到的是老培叔孜孜以求，同期居然写了三四百段，从画界的内部刊物，最后居然登堂入室，成了四川天地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孤山一片云——沈培琐忆》，画家老培叔在年届八十出了这本文字书，让我感触良多。

当时正是我对公司的“权力寻租”公开抵触、被下岗在家的赋闲时光，百无聊赖时，老培叔的这本书鼓动我重拾旧文，码起《领队手记》这本书的字来。那时的心境确实如我后来在自序中写的那样，老培叔的“自得其乐”已经“感化”得我对功名利禄很淡然了。

现在想来，真要感谢老培叔的文字书，“陪我度过那个年代”。在我愤世嫉俗、苦闷终日的时侯，在码字中忘我，当我一天能写出十个“小段子”，再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时，那种乐趣以前似乎从来没有过。

老培叔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后来英年早逝，出版市场也江河日下，我的《领队手记》公开出版无望，好在我因为摄影比较多地接触了PS软件，又有一个原来青旅的朋友能随时指导我使用和PS相关的ID软件（图书印前设计软件），当我自制的第一本没有书号、却能畅所欲言的书《远山一片云——领队手记》，赫然摆在面前时，好像又把我带回到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的1983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5年。

与此同时，得益于大学同学的鼎力相助，我的三本个人摄影专辑《云观》《”堪地”人生》《世界长城》相继问世。虽然并非自己一条龙的“包办”，但是几十年的辛苦拍摄和精心推敲的文字，在退休前后羽化成书，个中欣慰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

 此后，自己“攒书”，成了我退休的主要生活内容。“动静”比较大的，就是发动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入学四十年后汇篇成集的《记忆——78贸易》。这本书自己付出很多，但“一分耕耘十分收获”，不仅和六十多位昔日同窗零距离接触，每一个同学都跳上这个“舞台”表演了一番，而且从班里唯一的专业作家那里悟到了“记忆是人生”，为我退休后的生活夯实了内容——记住当下，记忆过往。

2017年我去美国深度游，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他的邻居盛邀去晚餐，家中茶几上摆了一本他们多年前去中国旅游的画册，虽然多是旅游留影，文字也比较简单，但是装帧和印刷都很考究。我好奇地问女主人印了多少本，她的回答让我大为意外：“Only one.”

这真是一本写给自己看的书，让我对书的理解和以往大为不同：书固然有传播文化的功能，作者也都希望读者多多益善；但是书也有珍藏记忆、流传后人的私密性功能，畅销的未必能够流传，流传的也未必就一定是畅销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

虽然我已经多年不记日记了，但是我从看到那位美国友人的画册后，给自己拟定了一个十年规划，就是以书的形式，“年记”我的退休生活，第一本《岁月留痕——我的2018》虽然费尽心力，但只印了15本。当我送给一个父辈的老友时，他大惑不解，我却因爲那本只印了一本的畫冊而胸有成竹。

如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晒书单，可真要掏钱买书时，那些晒书单的人往往都退避三舍，做鸟兽散。这一点是我做完《老培叔》那本书，印前忽发奇想，发出征订启事后被证明的。我以买书者为诤友，这个交友界线是不是太苛求于人了？

其实这也是来自于我观察到的另一个社会现象——不读书成为当下时尚，许多人说起书，都是大言不惭：“现在谁还看书啊？”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以为费尽心力的书，拿去送人，即使是在亲兄弟之间，反应也是天壤之别——爱不释手与不屑一顾。或许是时代进步了，孔子的话可以改为“己所欲未必施于人”，书也是这样。

我要感谢“新三届”这个公众号和他们出的那本书《致新生》，让我看到了过往我曾写过的回忆文字的价值，坚定了我继续写下去，最终写成一本书的决心。

记忆是人生，书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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